代孕，俗称“借腹生子”，是指意欲生育者寻找第三方进行妊娠、分娩的生育方式。随着内地放开三胎以及不孕不育人士数字高企，庞大的代孕产业链吐丝结网。“欧洲子宫”乌克兰战火漫天之际，内地中介不得不舍远取近，内地代母“身价”水涨船高。“六十五万(人民币，下同)全包起步，八十八万能做三代试管婴定制性别，比正常怀孕生的宝宝更健康!”从孕母的年龄颜值到婴儿的性别数量均明码标价，下单付款十个月后，名为“婴儿”的商品诞生。法律、道德、医学伦理、身体剥削……面对这些问题，代孕产业的参与者却理直气壮地说：“你知道现在内地的不孕不育率有多高吗?我这是做慈善来的。”
“恭喜山东S大哥喜提小王子一枚”、“恭喜北京H女士喜提龙凤胎一对”……打开徐庄的社交媒体专页，一长串“接好孕”喜报中穿插着高薪招聘孕母的启事，好不热闹。徐庄在内地从事辅助生殖行业近十年，从试管婴儿到如今的代孕，每年经他手诞生的婴儿超过百名。
徐庄的公司叫祎和国际，成立于2014年，总部在北京。“我们是有资质的机构，所以安全性你可以放心。”他说，“前期所有的检查都在北京三甲医院里做，取卵我们有专门的无菌实验室，设备是全进口的。当然如果一定要去三甲医院做也可以加钱。”
徐庄告诉大公报记者，辅助生殖属于高精尖医疗技术，需配备全套设备，包括试管婴儿操作台、显微镜、胚胎培养箱、胚胎储存室、操作床等等。“胚胎的培育和移植操作需要在无菌常温实验室进行，成活率才高。”再加上实验室的净化系统，整个投资超过千万元。“我们也是有自信才敢跟你签全包合同，中间出现任何问题都由我们负责，你安心等着抱孩子就成。”
两年“包交付” 65万起步
所谓“全包”，即从客户取卵那天起，一个周期(两年)内保证“交付”新生儿，中间所涉检查、手术、代孕、生产等费用均由机构承担，底价则是六十五万元人民币。听说记者已有一个儿子，徐庄更建议“升档‘做个’女儿”：“只要八十八万就能做第三代试管婴儿，可以定制性别，还能提前筛查遗传基因病，比你正常(怀孕)生的宝宝更健康!”
在徐庄的印象中，内地的代孕市场从2020年起井喷，逐渐形成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有人招揽客户，有人招募孕母，有人打点医院，有人负责产妇衣食住行；为了满足客户多方面需求，又旁生出包括供卵及供精的分支，来支撑婴儿这个“商品”的“出厂”。市场大了，从业的机构就多了，“有牌没牌的几百间肯定有”。
记者在内地多个社交平台上搜索“代孕”，均“因违规无法显示相关结果”。那机构如何招揽客户?“我们有很多渠道，包括与医院不孕不育门诊的合作，向他们收集病人的就诊信息。”徐庄说，做这行最主要是“打通”医院的关系。“例如代孕产业链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是给客户办出国家认可的准生证。”
祎和国际的做法，是在北京一间高端私人医院里开出“绿色通道”。“产妇入院前，我们会为代孕母亲办理一张假的身份证，上面的头像是孕母的，其他资讯则是客户的真实资讯；入院时，产妇刷客户的身份证办理手续，我们会安排专人扮演产妇的丈夫陪产；生产后，陪产者用客户丈夫的身份资讯进行填表，并以婴儿的出生资讯办理准生证。”徐庄笑着说，他已经扮演过好几次父亲了，签字的时候还是很激动的。
八成以上客户 因“生不了”找孕母
“2020年以前，有不少客户为了省钱会选择乌克兰代孕，费用五十万以下。”然而，受全球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乌克兰的临时诊所里挤满了因父母无法办理签证而被滞留的新生婴儿。“为了规避风险，这两年我们的海外业务都停了，专心做内地市场。”徐庄说。
虽然收费昂贵，但徐庄坚称自己是为不孕不育家庭提供“生”的希望：“80%以上的客户因为自身条件生不了，才会找我们来代孕宝宝。”《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从二十年前的2.5%-3%攀升至12.5%-15%左右，即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有不孕不育问题。此外，高龄失独家庭、同性恋情侣也具有强烈代孕需求。
“你已经有孩子了，或许无法理解人们倾尽全力、倾家荡产也想拥有自己宝宝的心情。”徐庄说，对大多数客户而言，代孕是不得不做的无奈选择。“一位42岁的客户和丈夫之前说好了丁克(不要子女)，到39岁又后悔了，结果一直怀不上。她找到我时试管婴儿都做了三次，病历攒了厚厚一叠。”
当然，无论“代孕”被讲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商业本质昭然若揭──每一个环节都标好了银码。代孕母亲的身高、学历、颜值都会造成几千元至几十万元的差价──从科学角度来看，孕母的颜值并不会影响在她子宫里长大的宝宝，但“不差钱”的客户依然会一掷千金，选择更年轻、更漂亮的孕母。将慈善挂在嘴边的徐庄忽然又换了生意人的口吻，说：“总体来讲越年轻越贵”。
十个月赚20万 “没什么比这来钱快”
作为代孕产业链中最底层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是否有过顺产一胎”是代孕母亲们“入职”的决定性因素——这既证明了孕母的生育能力，也规避了剖腹产疤痕在怀孕时破裂的风险。目前孕母们代孕成功一次平均可以获取二十万元左右的报酬。
“跟家人说去代孕，他们没拦着”
28岁的安安来自湖北，已经第二次做代孕母亲。她19岁第一次当妈，四年前被表姐带入行。“表姐回来穿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出手也是几百几百地给，我就去缠着她问怎么来的钱。”安安刚开始也别扭，但表姐劝她：不偷不抢十个月能赚二十万，还有什么比这来钱快?
跟着表姐来到武汉，安安很快被选中成为代孕母亲。“一开始说去武汉打工，等后面拿钱回去才讲的实话。”那一次到手十八万元，家里人用这个钱翻修了房子，丈夫还买了辆电单车。“在家呆了一年多我就又出来了。这次跟家里人直说去代孕，他们也没拦着。”
安安所在的机构为代孕母亲租了三室一厅，雇了阿姨做饭，每次产检也有专人陪同。酬劳则是分批支付，植入胚胎当天两万元，前三个月每个月五千元，之后每个月一万元，健康交付婴儿并签署放弃承诺书后收取尾款。
“十月怀胎有了感情，第一胎孩子抱走那天我哭了。机构的人说，孩子跟着亲生父母才会有更好的生活。”安安想想觉得也对，“何必跟着我吃苦呢?”
生孩子耽误工作 “外包有什么不好?”
记者印象中的陈婕，永远忙忙碌碌，结婚白天开会、晚上办酒，派助理排练婚礼流程，开场前五分钟自己再练习一遍上台。与之相对应的，她两年一涨的职位与薪水远远跑赢了绝大多数人──陈婕如今在杭州某互联网企业任高层，年收入超过三百万元。
“我决定找人代孕了。”陈婕轻描淡写地告诉记者，“家里催得不行，我扛不住了。”陈婕新婚两年时，接手了公司一项新业务，一年有两百多天都在出差。陈婕前夫家里经商多年，并不差钱，他多次向陈婕提出换个工作或者索性辞职，安心生宝宝，先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一年多“相互说服”失败，陈婕与前夫和平分手。
“我的岗位后面一堆人盯着呢”
陈婕离婚后，母亲从老家到杭州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顺便想方设法“催婚催生”──从“赶紧找个人嫁了”，变成“就算不嫁人总得有个自己的孩子”。
“我的岗位后面一堆人盯着呢，生个孩子起码要休息小半年，回来都不知道业务还能剩下啥了。”在陈婕看来，找人代孕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事。“职业女性生孩子太耽误工作了，能外包有什么不好?”至于孩子的父亲，陈婕准备用“精子库”解决：“为了生孩子去结婚，离婚了还有抚养权的牵扯，不如一劳永逸直接生个100%属于我的宝宝。”
“我们又不是医疗机构，谈何违法?”
“代孕不违法”，这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多次听到机构从业者强调的观点。对此，徐庄解释道，截至目前，内地一共出台了两份涉及代孕的立法，分别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2004)，其中均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我们又不是医疗机构，并不是法律明确限制的主体，何来违法之说?”
秉持着“不违法”的观点，徐庄的公司以辅助生殖机构的名义相继进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长沙，为深受不孕不育困扰的家庭提供“昂贵”的圆梦服务。尽管法律同时规定“合法医疗机构开展限制性的执业活动，例如开展代孕活动、买卖胚胎的、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等情况之一的将被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但相比每单生意十几甚至几十万元的利润，这样的规定显得毫无约束力。
“孩子出事了，中介说可免费再做”
宣传图片中，神州中泰在柬埔寨的合作机构“柬埔寨皇家生殖遗传医院”以一流环境作招徕。
（大公报）
孕育生命的A面是幸福，而B面则可能是少数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代孕在中国并不合法，但在世界上一些国家或地区得到允许。乌克兰、柬埔寨、格鲁吉亚……在与国内的代孕机构签约后，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出现在这些地方的医院，不远万里“借腹生子”。代孕客户往往都被宣传手册上的承诺和婴孩笑容所吸引，小寒也是一样。但看到自己散尽千金代孕生下的儿子因脑神经发育不完全而后仰的头时，回忆代孕机构“要是不满意就把孩子交给我，我再免费给你做一个”的冷言冷语，小寒想，如果人生可以重来，自己绝不会在代孕合同上签下名字。
“只要五十万元，给您一个健康宝宝，圆您一个母亲梦。”2016年2月，多次备孕失败的小寒在网上看到了神州中泰的广告，“就像我的救命稻草。”小寒患有先天性子宫发育不良，2013年手术切除了一侧输卵管，“医生说我将来的怀孕几率低于25%，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她本想在国内做试管婴儿，然而常年的抗抑郁药物使用史令愿望落空。“婆婆经常冷嘲热讽，说母鸡都会下蛋，你咋连个蛋都生不出来。如果能在国内合法生，我和孩子也不会遭这趟罪了。”
拨通咨询电话，小寒与神州中泰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对方的嘘寒问暖、将心比心让因怀不上孩子而备受婆家冷落的小寒感到温暖，并迅速与他们建立起了信任。2016年3月，她来到位于武汉江夏区的神州中泰(武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总经理梁涛的介绍下，她选择了性价比较高的柬埔寨套餐──两年之内包孩子健康出生、包DNA、包回国，总价45万元。
异国取卵受精 医生说“很好、安心”
签约后，小寒赴柬埔寨，在代孕公司指定的医院进行一系列身体检查。检查完毕，一位外国医生举起大拇指，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说了几个字：很好、安心。“听到这个，我一下子就放松了，心想这回真的是选对机构了。”小寒在当地待了半个月，连着打了八天促排卵针，随后和丈夫相继完成取卵、取精。11月15日，受精卵被顺利移植到了当地孕母体内。
2017年3月，第二次赴柬埔寨陪孕母到医院产检时，小寒在当地医院的超声波影像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宝宝，听到了小鼓一样的心跳声。“我就一直拉着孕母的手说，谢谢你，一直哭一直哭。”小寒回忆道，当时她觉得自己的人生终于圆满了，“老天待我不薄”。宝宝的预产期在7月下旬。6月30日，小寒飞抵柬埔寨，扳着手指头等待孩子出生。等待她的，却是从未设想过的风暴。
“7月上旬，孕母出现缺氧的症状，医院诊断是胎盘钙化。”得知消息后，小寒联系神州中泰在当地的负责人，要求提前剖腹产把孩子生下来。“负责人打了几通电话后说不行，孕母不同意剖腹产。他还说不用大惊小怪，孕妇缺氧是常有的事，这几天给她吸吸氧就好了。”
遭遇代孕禁令 携子偷渡回国
2017年7月26日凌晨，小寒的儿子在柬埔寨出生。“宝宝一直哭闹，而且有明显的新生儿黄疸。我怕有什么问题，拿了出生证就赶紧买机票带他回国。”然而小寒不知道的是，早在2016年10月24日，柬埔寨政府发布针对商业性代孕的禁令，多个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展开大扫荡，而所有带新生儿出境的父母也须进行检查。通过调看监控，移民局发现小寒入境时未怀孕，小寒被机场移民局以贩卖人口为由禁止离境。“我当时快急疯了，生怕耽误孩子看病。”
最终，夫妇二人决定冒险带宝宝偷渡，在“蛇头”的要求下扔掉行李，只带了婴儿所需的奶粉、奶瓶、热水瓶和纸尿片上路，换乘电单车、出租车、皮卡车，还徒步走了几公里。“我们把水都省给了孩子泡奶粉，渴了就接雨水喝。”75小时后，小寒一家借道越南，终于踏上了广西的土地。“入境后我俩跪在地上，相拥而泣。”
“宝宝的头一直往后仰，脚尖紧绷，脚后跟不会着地，新生儿评分也不及格。”回国第二天小寒带孩子去了医院，宝宝被诊断为轻度脑萎缩，存在脑积脓脑积液可能。“我拼尽全力把他带到这个世界结果却害了他。”小寒哭着说，后来医生告诉她，孩子的发育神经那一块是空白的。
婴儿先天脑疾 “孩子给我你不要管了”
小寒代孕得来的儿子由于患有先天脑疾，如今仍然在进行康复治疗。(受访者供图)
小寒找到神州中泰，试图维权，而对方则在其微信公众号进行回复──“林女士(即小寒)与我司达成协议，明确试管医疗费用实行分步收费，但在怀孕期间的每个阶段均违反协议拖欠付款。宝宝出生后，为了逃避向我司付款，林女士决定带宝宝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偷渡回国，检查得知宝宝疑患有脑部发育疾病。关于患病原因，我们建议通过双方认可的三甲医院或权威医疗机构进行鉴定。”
小寒愤怒了。“神州中泰不承认他们有过错，认为孩子的病是偷渡造成的!”在一次与机构负责人梁涛的拉扯中，对方竟称“要是不满意就把孩子交给我，后面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孩子我再免费给你做一个”。
“这是一条活生生的命啊!”小寒激动地喊出声来，“或许对机构而言，这只是一笔交易。但对我而言，这就是我的儿子，是我生命的全部!”
如果提早剖腹 孩子命运或改写?
第一次赴柬埔寨打促排卵针的间隙，小寒在当地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孕母集中住宿的小别墅。“房子有三层，二层和三层左右各有一间房，孕母们住一间，尚未被客户选中的代孕者住一间，机构的管理人员住一间。孕母们睡床，代孕者则打通铺。”
“别墅里有二十多位孕母和代孕者，都是柬埔寨当地人，年龄普遍偏大。”小寒观察发现，“神州中泰在柬埔寨的代孕市场很吃得开，进出医院保安都认识，直接挥手放进去。”在小寒看来这已然是一盘大生意。
小寒口中的“医院”指的是神州中泰在柬埔寨金边的合作医院“柬埔寨皇家生殖遗传医院”。“医院很大很干净，里面的接待人员大多都会讲中文，就连医生也会几句。”这家为小寒进行代孕前身体检查的医院，在柬埔寨政府开展的打击商业性代孕的行动中受到波及，部分医疗器械被收缴。“没人告诉我这个(代孕)禁令，所有人都说一切OK。”
“如果孕母后期没有缺氧，或者提前剖腹产，或许都能改变孩子患病的结果。”医生这样告诉小寒。
中介关心的却是另一个“如果”。“(他们说)怕影响下一次代孕。”由于一旦剖腹产，下一次代孕时植入孕母体内的胚胎如果正好着床在剖腹产刀口附近，便很容易造成伤口撕裂，影响之后代孕的“成功率”。
“中国代孕神父”：郑爽签约我们美国分公司
在咨询律师的过程中，小寒发现，由于代孕在中国并不合法，她与神州中泰签订的合同也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此，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曹晓静认为，现行理论和司法实践都认为代孕合同有违我国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根据我国《合同法》应为无效。因此若代孕婴儿出现健康问题，即使与代孕机构签订的代孕合同中保证婴儿健康，婴儿家长也无法根据合同向代孕机构主张损害赔偿。
在小寒的持续举报下，2018年9月，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神州中泰(武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查处，并作出了100万元的罚款处罚。然而，记者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后发现，截至2021年4月，该笔罚款仍因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梁波，即总经理梁涛的父亲)名下暂无财产，而未获得执行，梁波本人也因此被纳入失信人名单。
吊诡的是，这位自称“中国代孕神父”、名下无执行财产的梁波，2021年1月却再次以代孕机构负责人的身份卷入明星郑爽的代孕风波。根据媒体报道，梁波主动爆料称，自己从事代孕行业十馀年，名下有三家公司，注册地分别在美国、柬埔寨和中国。“中国公司叫神州中泰，因为非法代孕被查处了，但美国和柬埔寨都是合法的，郑爽签的是我们的美国公司──西海岸生殖医疗中心。”
明令禁止20年 法律原地踏步
“代孕婴儿出生后仅存活57天”、“胚胎移植三次失败，身心俱疲要求退款”……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然而这仅仅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产生约束力，并不能制止医疗机构之外的组织和个人实施代孕。二十年过去了，法律没有发生变化，但现实生活中的代孕行为和争议性纠纷却越来越多。
“在实施代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诈骗、遗弃、拐卖妇女儿童、非法行医等刑事犯罪，民事上也很可能出现探视、抚养、家暴、继承等纠纷。”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曹晓静认为，“生育的事不能建立在金钱之上。”
“即使在允许代孕的国家，其开放程度也有不同。”在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余超看来，“对于代孕，应当进行更为精细的立法规范。”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郑雪倩表示，法律可以严格限制特定情形可以适用代孕技术的条件。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作家蒋胜男曾于2021年全国两会提交了名为《关于明确将组织、中介非法代孕行为归于刑事犯罪的建议》的提案。“我能理解不孕不育家庭的遗憾和需求，但任何人的需求满足都不能建立在对他人身体的伤害之上，更不能因此就放弃对犯罪行为的惩治。”蒋胜男认为，“合理合法的需求，我们可以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在公立医院解决。但目前的情况，有大量的需求是被那些‘地下中介’为了赚钱而人造出来的，甚至有不少仍具生育能力的女性，最终也走上了找人代孕的道路。”她表示，应该从国家层面尽快完善有关代孕方面的法律规定，将非法代孕早日纳入刑法规制的轨道，让其不再游走于法律与道德的边缘。